有人说，中医成才需要三大要素，读书、临证、思考。其中临证最重要，因为中医学是一门实践医学，不临证就不足以体会。而师承学堂，名医指点，则更是临证的重中之重。跟名师，做临床，通过传道解惑，侍诊抄方，耳濡目染，口授心播，才能学习到老中医药学家们的辨证思路，临证经验，真正的领会和掌握中医药的精髓所在。2002年我有幸成为了全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其中的一名，正式成为了国医大师任继学教授的高徒。
孔子曾有弟子三千，可任老的弟子何止三千。早年间，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几乎都对外称谓自己是任老的学生。可其实能走近任老身边的也就是范国梁、南征和黄永生等几位老师。
南征老师常常说起任老让他第一次上讲台的经历。那是给八零级上《中医内科学》课程，讲授的内容是“中风”一节。南老师为了上好这第一堂课，在盛夏的高温酷热中，奋笔疾书了近一个月，写了四十七页的教案。本以为自己准备相当充分，沾沾自喜的跑到任老家，给任老看。任老过目后，一声不说，把教案一页一页的撕掉，扔到了纸篓里。南老师不敢多问，悄悄离去，重新书写这篇教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进一步引经据典，翔实内容，他又胸有成竹地呈了上去。任老认真看罢，拿起案头的毛笔，在教案上或打上了叉或打上了钩，打钩的地方写上修改内容。无奈，南老师回去又重新修改一遍教案，第三次送给老师看。这次任老一页一页认真的批阅，说“行”。南老师欣喜若狂，终于通过了。当他怀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走上了阶梯教室讲台，一喊“上课，起立!”，南老师突然看见任老竟早已站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当时，南老师顿时汗如雨下。近三十年过去了，南老师对我们说，任老是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中医人需要执着，需要勤奋，需要摒弃浮躁，需要十年磨一剑。
大家都知道任老严厉。本科生上他的课，如果迟到，任老真的会将迟到者“请”出去。在《中医内科学》课上，任老给我们讲的是水肿。那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博闻强记的中医功底，都深深的影响了我们这些年轻的小中医们。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一年一度的中医内科硕士研究生答辩，不但是检阅毕业研究生三年的学习成果，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亲耳听到任老的或提问或解疑，或扩展或分析，每每讲到医理之时，任老都会引经据典，指明出处，最令人敬佩的是书上的出处会详尽到版本、页码和一页当中的第几行。当我们还未来得及将因惊讶而张大的嘴巴合拢时，任老还会讲出本学科的研究进展的最新版本。那真是中医学术的盛会，常常让我们激动不已。
有幸做了任老的高徒，就有机会跟师临证了。每周跟任老出两次门诊，虽说理论上是每次限号15人，可多半实行不了。有许多外省市慕名来的病人就等在诊室门口，死活不肯走。我们往往挡着说些“不行”的理由，可这时的任老不管多累却多是让我们请病人进来就诊。老师坐在诊桌前三指一搭，气定神闲，望舌诊脉，四诊合参。病人起身时，老师总要嘱咐药物的先煎后下，避风寒，调饮食，瘥后防复。大内科的病种繁多，病情复杂，能找任老看病的几乎都是疑难杂症。任老善治中风、虚损性肾衰、急慢性肾风、邪祟病等，妙手回春，大病起沉疴的病例屡见不鲜。在众多的求医者中，也不乏有经济困难得连每周一次复诊的挂号费都难以支付的患者，任老知道了就会自己掏出钱来递给我们，让我们替患者挂号，甚或抓药，有时还嘱咐我们把煎好的药送到患者手中。任老心地善良，常说：“为医者不仅要有好的医术，更要有仁爱之心，所以说无仁心者不可为医”。老师一生都工作在临床第一线，以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为宗旨，以解除病人的疾苦为己任。在老师身边的日子里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了老师的德艺双馨，老师的言传身教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老师从医六十余年，给附属医院留下了十个品种的院内制剂，如：结肠奇效散、寸金丹、利鼻窦、平逆丹等药物，时至今日仍在临床广泛应用，疗效确实。特别是2003年癸未之春，面对“非典”，老师临危不惧，亲临一线，研制出了扶正除疫颗粒，为吉林省“非典”的预防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老是真正的大师，因为老师不仅仅是以医论医，更出色的是以医论道。道在先，医在后，传授给我们的不单单是一方一药，而是中医的思路、观点和方法。这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近年来他提出的伏邪理论就有效的指导了我们的临床工作，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良好体现。
任老喜读书，书上常有眉批，那蝇头小楷都是用毛笔写上去的。任老家里满满的两书柜子的藏书，任老不用回头便知道所在的位置。任老也喜欢买书，有时我去杏林书店搜书，书店的老板常说：“这本书是任老订的。”以示这书的权威性和重要性。于是，我们也就跟着买。任老也给我们买了很多书，我的《杂病广要》一书就是任老送给我的，扉页写着“宫晓燕留读，癸未仲春。”还有任老的亲笔签名和印章。这是恩师对徒儿的真情厚意，一生也不能忘怀。
任老喜食糖，是那种有糖纸包裹着的姜糖。不知老师是取其饴糖的甘甜而补脾胃之意，还是喜欢姜的温中散寒、通心助阳之性呢，没敢问过。我曾有幸跟随老师去杭州、广州、西安去讲学。任老性格鲜明，不喜落后，我总是能够第一个冲到登机口，争取到第一个上飞机的机会，老师脸上就会有笑容。老师更重情义，每次出差都要给他的中医界老朋友们带些礼物，有古瓶，也有东北的土特产品。正如国医大师邓铁涛所说：“我与任老，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相隔数千里，而一见如故，情同手足……志同道合，真同志也。”
2009年深秋，老师因病住院了。先是在我们的附属医院，而后转到了吉林大学的第二临床学院的ICU病房。多少次，我们都不忍心走到他的病床前，只是悄悄的伫立在ICU的走廊里，用手拨开百叶窗，透过玻璃远远的看着老师。我也不敢正视老师那双期待着的、真真的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老师想“家”了，他想回到他热爱了一辈子的我们自己的医院里。老师的生命和中医药是紧紧相连的，中医是老师的地，中医是老师的天，中医是老师的全部。2010年2月4日，我们最敬爱的老师与世长辞。那日是春节前10天，阴沉阴沉的天空飘落着清冷清冷的雪……
斯人已乘黄鹤去，只留清香在人间。老师传承给我们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足够使我们受用一生。我们要学习老师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淡泊名利，大爱中医，踏实做事，认真做人。这也许是我们对老师最好的纪念了。
老师说过：“60岁才是行医生涯的真正开始”。如今我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人在做，天在看，老师，您在天上看着我们。
（本文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南征教授的指导和师妹任玺洁、刘艳华的帮助，一并致谢。）
（本版编撰：宫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