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曾教过我的老师们

赫雪筠

一 忘年之交

早在1975年，我就与胡永盛老师结为忘年交，那时他任工农兵学员的主讲老师。当时我去看他，在门外听到他讲“健脾益气，调补肝肾，清热凉血，滋阴解毒”时，就产生学中医的强烈欲望。有一次我问他：“胡老师，我什么时候能给您当学生呢？”老师笑着摇摇头“不行，现在不让考大学，得单位推荐。”

没想到78年中医学院恢复教学，我通过高考正式成为新生。开学第一天，我早早跑到胡老师办公室想给他个惊喜，可他不在。当我进入阶梯教室的大门，看见他面朝讲台，挺胸叉腰、背向大门站在缓台处，我两步一台阶跑上前，拉过胡老师的臂膀：“胡老师，我考上咱们学院了！”老师应声回头：“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这回你的愿望可实现了，祝福你，我真为你高兴。”

中药课结束的那年寒假，我根据教材的顺序把全部中药都编成七言四句的歌诀。整理后拿给胡老师审阅。老师看后非常高兴，给我批语：言简意明，望底于成。同时推荐给段育华、高士贤及崔仲平老师，请他们指导，并送学院印刷厂印成“中药歌括”发给学生当课后学习材料。

在五年的校园生活中，胡老师一次次出现在教室门口、操场前面，把一本本珍贵的中医宝典送给我。每次同学叫道：“赫雪筠，胡老师叫你。”我就知道胡老师又给我送书来了。更让我感动的是：一次在重庆路书店遇到恩师，他把刚买的一本书送给我，说这本书非常好，你值得一看。我不好意思地说：“老师您刚买的书，我怎么能要呢。”“没关系，我可以再买嘛。”

现在我成为临床治病的医生，可以说有很多成功的疑难病例，都受益于老师赠送的好书。我为今生结识这样一位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忘年交而感到无限幸福。

二 尊师挚友

陈广路老师最初教我们方剂课，陈老师讲课像讲故事一样，同学们非常喜欢听。在讲到四逆汤的临床应用时，他提示：附子具有一定毒性，入药时必须先煎，同时强调巧用可以治疗顽疾，说他在疗区工作时曾遇到一个肾阳衰竭、四肢厥逆、屡治无效的病人，陈老师将附子用至50g后，频频查房，患者深受感动，说：“陈大夫你真关心我啊！”老师却说：“我是关心，可是我更担心啊！”结果那例病人，翌晨即愈。听了这个故事，我们常佩服陈老师技高胆大，使我受益匪浅。毕业后我承包兴隆山大队卫生所，治一陶瓷厂工人脱疽。附子用到100g，两付药服过，不见人来，我沉不住气，去陶瓷厂找人。进门后见其长兄，我过去问他兄弟在哪？他说“厂长两月前让他公出，因为脚痛不能出门，不知在哪看的中医，这不嘛，好了不疼了，昨天出门了。”

陈老师后来竟然成了我们班主任。我们班同学都非常高兴。老师经常到我们宿舍，关心我们生活起居，到教室给我们课外辅导。在学习委员因病休学后，陈老师让我接替他工作，对我的学习和工作给予肯定，并鼓励我树立信心，开展工作。乃至毕业后下海办医疗机构，老师还关心我的身体和事业情况让我铺好以后的路，免去后顾之忧。

三 师恩难忘

夏洪生老师教我们的伤寒论课。有一段时间，母亲血压高，我心乱如麻，经常回家住，帮母亲干活。夏老师发现后对我说：“你是很有发展的学生，因干活耽误学习是很可惜的。”我也由于这个原因，中医内科考试成绩不理想，夏老师开导我说：“没关系，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考不好，不能说明没有能力，以后努力就行了”，听了老师的话我发奋复习，在下一次中医内科考试中得了99分。温病学结束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考试，我由于平时狠下功夫，对理论比较熟悉，那次考试我提前近一个小时交卷，下课后在路边遇到夏老师，他兴致勃勃的对我说：“听说你是第一个交卷”，随后竖起大拇指说：“真是胸有成竹啊！”成绩发表后我果然取得了好成绩。

王耀廷老师教我们《妇科学》，由于王老师水平高，责任心强，使大家对妇科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每遇到问题，就向王老师请教，老师百问不厌，牺牲了大量的休息时间，我觉得如果学不好就太对不起王老师的一片热心了。因此，我力求全面掌握，课程结束考试我得了100分，这是我所有成绩中最高的一次。

王老师不但教授知识，还热心帮助病人。有一次，师大中文系的表姐放暑假来我家说：“筠妹，你们王老师这人太好了，一点架子没有，对病人真热心帮忙，两个月前我们同学月经大流血，我领她到你们学校医院看妇科，当时病情危急，王老师知道我是你表姐后亲自替我同学治疗，及时救了她的生命，并精心治疗，她很快就痊愈了。”上学后我向王老师道谢：“王老师，我得好好谢谢您啊！”老师笑着说：“啥事谢我啊？”我描述了事情的经过，王老师不以为然地说：“这有啥谢的，不算啥事。”

对于昔日教过我的老师们，我都心怀感激，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亲爱的老师们，在此向您们道一声：“谢谢！”

（本文作者为我校78级校友）

匡复前后

崔仲平

1966年夏天开始的十年浩劫中，我校在浊浪滔天的“红海洋”里几乎遭受灭顶之灾。那时流行的一首红卫兵歌，令人毛骨悚然：

拿起笔来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反对毛主席，马上叫他见阎王。

文革伊始，沐猴而冠的“文革会”夺权后，就宣布长春中医学院改名为“东方红医学院”，于是，改名成为一种时髦。有两首《如梦令》为证：

忆昔狂飙骤起，造反居然有理。语录满天飞，祸及图书桌椅。悲喜？悲喜？小院伤痕遍体。

板荡东风万里，闯将横行无忌。倒转正乾坤，岁月蹉跎桃李。惊异！惊异！道是史无前例。

改名浪潮方兴未艾。语录歌、忠字舞，引领运动走向“文攻武卫”。我校付出的代价是李品三、赵泰伯、唐耀赓以及两个学生的生命。“六二六”指示和“五七”指示把大多数教师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正常的教学活动处于停摆状态。

我由于在读大学期间向党交心，自己写了大量文字材料，坦诚述说对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看法，被抄写成巨幅大字报，贴满整个教学楼走廊。在烈日下被斗得遍体鳞伤，游街示众。蹲“牛棚”期间，我几乎干过学院所有的体力劳动：木工、水暖工、电工、锅炉工、瓦工。其中最惊险的一幕是，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走上三层楼的屋顶去串瓦。

1968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不久，学院再次改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学院”。以后几年里，只有临床学院，而失去了独立的名头。

1972年，最高指示有“大学还是要办的”说法，中学也有“复课闹革命”之举。我和几位赋闲的教师被派到医大子弟中学去教书，当了四年中学教师。在批判“回潮风”中又被搞得灰头土脸，于1976年被下放到医大农场劳动改造。春天，到东丰县去搞基本路线教育，目睹农村砍树杀猪，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灾难。

1976年秋，我被派到吉林省卫生厅去帮助整理赤脚医生的典型材料。那时红得发紫的是一位名叫刘汉的人，他吹嘘自己到日内瓦开会，会场还没开门，他居然翻墙而过，造了国际会议的反，闻之令人咋舌。这时“四人帮”已经倒台，我胆子也大了，拒绝为刘汉捉刀，被送回了学院。

正名

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依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在一次教师学习会上，我就十年文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导致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是错误的。这时与会的一位张某批判道：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不能否定。他还用本子记下了我的发言，汇报了上去。不久，教员支部负责人黄凤俊找我谈话。我坚持自己的看法，还补充了一些论点和论据。黄凤俊表示，这些看法没有错，但是中央还没有结论。意思是让我不要公开否定文革，以与中央保持一致。不久，全国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1978年夏，长春中医学院恢复建制，省委宋振庭到合班教室来祝贺。博学多闻的宋部长在讲话中赞扬了清代名医喻嘉言，甚至能引用喻的著作。我回想起1957年在师大读书时，也曾听过宋振庭报告，大意是陶渊明的《乞食》诗有“饥来驱我去”，说明他讨过饭。当时，我接受萧永林的建议，正在研读《寓意草》，私底下给教师们辅导这本看似很薄但底蕴深厚的医案。从此，我开始制作学术卡片，搜罗中医难字生词，开始对中医流派纷呈的现象进行研究。这时，邓明鲁怂恿我，何不把中医四大经典的难字一网打尽。于是，我从图书馆借来《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难经》《温病条辨》，在一间空房子的环形桌子上摆满纸条。胡永盛看见了，介绍我读一读清代陆九芝的《世补斎医书·内经难字音义》。我循此继进，查阅了古代医著里几乎所有带有难字反切的书，编成了《古典医籍千字释》。初稿给正在编写《内难经选释》的高光震阅过，他夹进四十多张笺注，多所是正。我的大学老师孙晓野题写了书名。1979年初，学院印刷了这本小型中医字典。后来又送交吉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结束了中医没有专业字典的历史。

我在给77级讲授《医古文》时，组织学生课外科研训练小组，阅读古代医书，举行读书报告会，编印学生论文习作，并且撰写《把三基教学和科研训练衔接起来》一文，投寄到光明日报社，被转交给《人民教育》杂志社刊发出来。这是我国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的首例，引起了广泛关注。

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中，我不断发现中医古籍解释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些是相沿成习的。为这些词语正名，成为我持续三十多年的持久战。例如《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病不治，常得中医”里面的“中医”，包括《辞源》在内都曲解为“符合医理”，并且读“中”为去声。我搜集历代古籍里的“中医”二字，著文纠正为“中等水平的医生”。王冰《黄帝内经素问序》“臧谋虽属乎生知”句里的“臧”，被顾从德本刻印成“蒇”。自从有医古文教材以来，都把“蒇”解释为“完备”。我在整理《古今医统大全》时，发现这个字是“藏”（去掉左边几笔），是一个日本习用的汉字。而藏就是臧，《诗经·小旻》有“谋臧不从，不臧覆用”，是臧与谋相连的出处。臧，含意是善。但是，我的观点一直被主流学者视为异类，拒绝接受。直到不久前编写的教材才改正过来。

昔子路问孔子，如果他当政，首先抓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可见正名还真挺重要呢。学院要正名，学术也要正名才行。

争名

我还干过几件争名的事，为自己，也为学校。

1980年夏，高光震从北京开会回来，透露给我一个消息：各地医古文教师正要在北京开会，研究新教材编写的事。可是，当时我院没有接到邀请。于是我就毛遂自荐，主动报名，并带着两份材料与会：一份是关于读书报告会的介绍，另一份是针对四版医古文教材的十几处谬误所写的《疑义相与析》。会上会下引起了热烈讨论。我的观点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被推荐为医古文五版教材的编委，成为医古文界的核心成员，而这个名额是争来的。

1983年夏，高光震从北京“争”回来一项古籍整理任务，点校明代医家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当时，实力雄厚的湖北中医学院把此书视为囊中之物，志在必得。可是，高光震凭借我校图书馆藏有日本明历本《古今医统》的优势，加上他与人民卫生出版社良好的关系，硬是虎口夺食，把任务给抢了过来。担子压在我的肩上。在沈阳举行的开题论证会上，几位名牌专家轮番质疑我们的能力，尤其是我校版本匮乏，没有名人担纲，成为我们的短板。经过几番舌战，才由大腕们签字放行。我组织十几个年轻教师，历经八年反复修改，终于在1990年脱稿，送交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结束了我校不能整理大型古医籍的历史。

我还干过几件“争名”的事情。

长春中医学院经过文革洗礼，干部被打倒，教师被批判，再加上学校历史短暂，很容易数典忘祖。而没有自己历史的大学，没有自豪感的大学，不可能跻身于一流高等学府。因此，我趁着自己记性还好，把建校以来，从张继有、济舟，到李一清、郎需才、云鹏、高士贤等人的突出贡献写成文章，刊载于校报上。我始终认为自己能与他们生活工作在一起，是天赐之福分、缘分。我有责任把我校的正能量展示给后来者。

唐代诗人杨敬之偶然认识一个不知名的诗人——项斯，就为他写了一首七绝《赠项斯》：“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我虽然年近80.但还拿得动笔，敲得动键盘，能够把我知道的校园里的“善”，加以弘扬。这算是拯救自己的灵魂之举，也算是我们这一代人自我救赎的一部分吧！

（本文作者为我校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