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厚重的校史，尘封的岁月像涓涓细流汇成脍炙人口的故事，让人颊辅留香，意味深长。借着这个机会笔者想为大家讲述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叫高士贤。无论读者知道或不知道，他都在那里，默默地做着学问，不停不息。这个故事开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且一直未完待续。
亲爱的朋友，您的书柜是否还陈列着您10岁乃至15岁时的求学笔记，字迹是否依旧清晰？
翻看如今耄耋老人的儿时笔记，除了感叹更多的是敬畏。蝇头小字隽秀飘逸，紧凑精到的批注，让人惊叹要有多么纤细的毛笔，多么绵密的心思才能写出这么别致的笔记。时值1950年，他正跟从叔父学习中医。
1958年初，长春中医学院前身吉林省中医进修学校，高士贤作为学生来校进修，当时他已经从医5年，毕业之后他成为1958年9月长春中医学院建校以来第一批老师，供职中药教研室。
建校初期，师资力量匮乏，除了陈玉峰、云鹏、王海滨、赵泰伯、胡永盛这些我们广为人知的名医之外，多数教员都是通过从进修的教员中选拔出来的。
为了学校的建制和发展，多数教员需要重新学习新的知识，如本文的主人公高士贤。虽说有5年的临床经验，但是作为中药学老师，他觉得自己欠缺的很多。1959年，他着手创建中药标本室，从本草考证到采收、炮制、贮藏均亲力亲为，虽没有如今的规模但雏形已具，日臻完善。
1965年“邓高”会师。1963年著名动物药专家邓明鲁从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到我校任生物教研室教员。1965年，生物教研室并入中药教研室，从此药界两位名师开始了学术的合作。高士贤是纯中医出身，在中药临床应用方面有一定优势，而邓明鲁是生物科班出身，对纲目科属种有着更为精准的研究。他们取长补短，学术上相辅相成，互通有无，珠联璧合。
1965年之后，“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整个中国，因为“贫农”的良好成分和沉稳踏实的性格，高士贤能够继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1970年，高士贤作为主编协同其他编者以长春中医学院革命委员的名义出版了第一本书《吉林中草药》，并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吉林中草药》问世坚定了他研究动物药的决心，他决心要填补中药界这一块空白，并立即开始行动，从收集资料到整合材料，从东北三省到祖国各地，属于他的“侠客行”正在上演。
在当时中药教研室主任李泽民的支持下，邓明鲁及其他同事的帮助下，1972年，《东北动物药》——高士贤主编，中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动物药专著，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小试牛刀颇为成功，但是他并不满足于现状。
70年代初期，他为了能够更深入的挖掘考察中国的动物药分布及研究，他踏上南行的征程，获得中央卫生部中医司的许可和介绍信开始了中国动物药上山下乡的普查，同行的还有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姜凤梧。
70年代，物资匮乏，出差更是难上加难，住宿条件岂止是简朴二字可以形容，残破的小旅馆，那吱吱呀呀的躺椅上封藏多少智慧，又低吟寄托着多少学人的梦想。面对困难他们迎难而上，面对危险他们无所畏惧，面对学问他们实事求是。
或许是年代太过久远，高老已经忘记了那是具体的哪一年，但是那个故事却让我久久不能遗忘。宋代苏颂的《本草图经》记载五灵脂是爬行类的粪便。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把五灵脂归为禽类粪便。清代赵其光《本草求源》写五灵脂为“寒号虫屎”。面对众说纷纭的五灵脂，他决定要挖出事实真相。
为了找到复齿鼯鼠及其粪便，他亲自到河北省蓟县、遵化、兴隆一带考察。由于复齿鼯鼠夜间活动，所以他必须充分利用白天时间考察地形，估量复齿鼯鼠的出没范围，以便晚上追踪。一双胶鞋他踏遍了十里八乡的山，一个信念陪他度过了许多个“蹲点”的夜晚。
饿了垫点干粮，渴了喝口泉水，险象环生的山路，随时出没的野兽，这就是《中国药用动物志》（一）孕育的摇篮，同时也是这本书刊发开创了中国动物药现代研究的先河，那一年是1977年。
随着《中国药用动物志》（一）的出版，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在动物药上，越来越多的药界人士加入到动物药的研究，这其中就包括动物药专家邓明鲁，作为工作上的同事，他们学术上有太多的交集点，好像太极的阴阳，互补互长。邓明鲁就是阳，思维活跃，善于交际；高士贤如同阴，扎实沉稳，不露声色。性格不同，学术上的一丝不苟却殊途同归。他们的第一部合作著作是《中国动物药》，于198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年，《中国药用动物志》（二）出版，这不仅是对卷一的补充，更具有中国动物药里程碑的意义，这一次高士贤、邓明鲁和他们的团队走遍除了台湾和西藏的全部国土，同时也奠定了我校在动物药界首屈一指的地位，也奠定了他们在动物药界的权威地位。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本本学术著作，一次次学术上的创举都是他们走出校门，走进深山，走进草原，走进海洋，走出老茧，走出水泡，走出岁月的积淀。
此后，高士贤主编或参编已出版著作58部，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志》、《中药辞海》等权威著作的主要编委、编审。其中《中国本草图录》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他主编的动物药部分的珍贵图片也均由他自己拍摄。
由于是私塾出身，对于现代知识他知之甚少，但是他愿意接触新事物，他相信勤能补拙，完成教学任务之后，高士贤会请教邓明鲁，学习生物知识。平时也愿意到陈玉峰等老前辈那里“蹭课”，晚上到东北师大学习英文，还要抽出时间学习拉丁文，因为他知道现代药学需要和世界接轨。到后来编写《中国药用动物志》的时候他需要经常的往返各个动物研究所，请教脊椎或是无脊椎动物的鉴定方法，那时候没有电话，套用个浪漫的词是鱼雁传书，可是科学经不起等待，所以更多的时候是高老亲自带着切片样品到四川、到广西、到广州、到北京、到云南去请教别人，高老的敬业精神打动了动物研究员也让他们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且不说80高龄能够吐字清楚，速度奇快的背诵脉诀，汤头歌诀等中医基本功，单单是想到在那个年代里他能够惜时如金地分配自己的时间，虚怀若谷地汲取知识就已经让我们后辈望尘莫及。
在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科研工作之余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和学生探讨学习方法。他时常强调，学中药学就必须去接触大自然，去感受中药的魅力，去认知中药，没有实践的过程，不可能真正的掌握中药。他指导学生闻鸟鸣声辨别种类，通过观察树叶区分科属种，这一点和邓明鲁指导学生野外实习有异曲同工之妙。
长白山是北药基地，药材2700余种，为了向世人展示长白山独特魅力，同时让医学生能够系统的学习和掌握东北药材，当时已经任中医学院院长的邓明鲁牵头中药教研室拍摄电教片。1985年7月，高士贤协同电教科济一农、刘旭杰、徐强和司机张德森前往长白山拍摄《长白山药用植物》电教片，住宿在长白山顶海拔1800多米，由于食粮都需要从山下搬运到山顶，可想而知条件有多么艰苦。此行目的他们需要拍摄高山带、岳桦林带、针阔混交林带的药用植物，此时最危险的不是神出鬼没的野兽而是悬崖峭壁，那时候长白山旅游业尚未发达，为了寻找药用植物，他们用行动印证了鲁迅先生的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为了路。
一直以来很多地方仍在研究动物药，如四川省动物研究院，然而我想学术是最难以作假的，口说无凭，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有作品问世。我校作为药用动物研究的领头军，这条路若要继续走下去，还需要注入更多年轻的血液。
高士贤一生致力于中药学科目的研究与探索。如今他离开讲台十余年，虽退未休，笔耕不辍，今年他的100万字的《历代本草药用动物名实图考》和《类药条辨》即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凝结了他退休后的全部心血，每一个文字，每一幅图片，每一个拉丁文注释都是由高士贤亲自完成的。
通过接触，我发现高士贤教授在学术上追求孙思邈的小大方圆，在生活上颇有五柳先生的韵味。文革期间陈玉峰教授被扣上“两顶大帽子”，要求划清界限，但是高士贤却敢于与他下象棋，过于浮躁的年代人人汲取功名，他却宁愿看书，习字，下棋，现在依旧。
高士贤教授应该算作崔仲平教授的诗友，有幸看过他俩论诗，颇有华山论剑之风。
之前拜读苏颖老师的《最可爱的人》，老师觉得最可爱的人是学生，我却觉得最可爱的人是这些大师。如郎需才、胡永盛、崔仲平、高士贤……他们的辉煌成就或许对于年轻的我们还很陌生，但是正是接触这些在孩子面前褪去所有光环，最本质最纯净的内在才让我们有了对生命更多的思考，对未来有了更美好的憧憬。他们是难以释卷的书，百读不厌，经久不衰。阅读他们，青春与梦想结伴同行；鉴赏他们，智慧与实践如语如晤；品味他们，人生与旅途心灵高洁。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得到了崔仲平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