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烧了，东西没了，只剩下一片焦土几块瓦，还剩下满地的骨头架。”即使时间已经走过了70年，对91岁的刘允中老先生来说，抗战时期的那些经历还历历在目。
刘允中老先生是河北保定蠡县人，14岁参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他在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工作，后来随着第一军医大学搬迁到长春。1963年，他来到我校工作，在校工作期间担任过学院的总务处处长、院办主任等职，1985年离休。
8月28日，在全国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学校党委书记秦磊、副校长姜彤伟带队，到刘老家中走访慰问，并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慰问金送到他手中。
喜欢京剧、跳舞、书法的刘老，如今身体依然硬朗，而且记忆清晰。采访中，他细细讲述了那些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中的抗战记忆。
“呆在家里性命难保，于是就参加了革命。”
“那是1938年，日军占领了我们那儿的县城，经常扫荡，呆在家里性命难保，于是就参加了革命。”刘老边回忆边说。当时刘老只有14岁，在河北省清苑县拉拉地区政府工作。最初，他在那里当警卫员，因为什么也不懂，每天就扫扫地、生生火、擦擦灯泡，这些简单的工作便是他从事革命工作的开端。
当时，日军占领河北保定，生活环境残酷，区政府也因无法保护他的周全，将他送回家中。在家中呆了两个月后，刘老便直奔太行山，进入晋察冀边区九分区民族革命中学，开始了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当时的学校为保存革命种子，基本不上课，每天组织学生们做军事训练。学校发给学生每人4个手榴弹，以号角作为信号，表示敌人来了，收到信号就要上山占领制高点。因为日军经常扫荡，学校被迫转移到深山中一个叫白草寺的地方，只有十几户人家，有300多个学生，住的和吃的都有限。学生们就和老百姓们住在一起，晚上老百姓在炕上睡，学生们就在炕下的地上铺一些谷秸，在谷秸上睡，军民一家如亲人。
“那时我身上只有一件大棉袄，还是姑父给的，没有衬衣。”回忆起那时的艰苦生活，刘老向我们娓娓道来，“当时学生们也刷牙，用盐粒来当牙膏，盐粒也不像咱们现在吃的食用盐那样精细，而是大块的盐粒，还要自己砸碎用。吃的菜汤里基本都是开水，见不到青菜，一个大红萝卜切成丝煮一锅水，所有人一起吃，根本吃不饱。”因为学生们总是吃不饱，就要想点办法来填饱肚子。于是学校就让学生们上山捡柴禾卖给老百姓以增加财产。上山时，学生们就一边捡柴禾，一边找黑枣吃。学生们没有经验，吃了黑枣后，渴了就喝开水，黑枣在胃里凝结，堵塞胃和肠道，山里头缺医少药，就这样死了好多个学生。
冀中的领导知晓情况后，便命令学生调回。“我当时一年都未和家人来往，敌人封锁了外面，无法与家里通书信。在山里，冬天没有棉鞋穿，脚跟冻出了一个大窟窿，疼得走不了路。”学校转移的时候，要用担架抬着冻伤的学生，转移到乡村之后，还不能上炕，因为是冻伤，见热会很疼。当时的情况实在太困苦了，刘老便向学校领导请示回家休养，等康复后再返校。
“经常做噩梦，梦到被人追赶、围困。”
1940年，刘老从学校回到家中休养了半年，这半年刘老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生活。那时，离县城5里地的地方，有一个日军的堡垒村，日军对县城附近的村子反复扫荡。当时有歌谣唱道：房子烧了，东西没了，只剩下一片焦土几块瓦，还剩下满地的骨头架。
这期间，刘老经历了几次与日军的“近身战”。有一天，日军包围了刘老所在的村子，扫荡反日分子。“当时使用的战术叫麻雀战，就是整个村子到处都可以走，家家相通，而麻雀战与地雷战、地道战一样，在抗战时期大显神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老激动地说。在躲避过程中，有了好心的人家的帮助，刘老最终躲过了敌人的搜查。敌人第二次包围村子时，刘老为了躲避搜查，从离地3、4米的房顶跳下去，藏在老百姓的屋里面。屋中杂乱无章，有很多凳子、桌子胡乱地放着，他便又躲过一劫。
后来，刘老找到了舅舅。刘老的舅舅是地下工作者，在当地的一个织袜工厂里隐蔽身份，平时经常到县城打听消息。刘老被带到织袜工厂工作过一段时间，没过多久，便离开舅舅回到家中。在刘老回家后不长时间，日军就抓住了舅舅，据刘老讲述：舅舅被关到地牢里，日军每天用农村绞水用的辘辘给他送饭，就像在十八层地狱中一样，几个月不见太阳，因为舅舅是地下工作者，各方积极营救，恰好舅舅认识的一个人是北京皇协军司令，舅舅被特批回了家，但回家后不久就去世了。提及这些，刘老更是感慨地说：“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经常做噩梦，梦到被人追赶、围困。”后来，刘老收到了学校的返校通知，别人都说这个时候去学校就是找死，但舅舅的事教育了他，他自己一心回校、一心向党、一心革命，父亲、母亲也没有阻拦，于是就返校了。
“和群众在一起。”
返校之后，学校也开始正常的活动，时任校长为狄作志。学生们在操场上玩或者活动的时候，刘老经常帮老百姓抱孩子、哄孩子，学校领导看到后还表扬过他，也因此，刘老曾被评为模范学员。当时的校长这样评价他：这个学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和群众在一起。从学校毕业后，刘老留校做了管理员。后学校转移到河北省保定专区文安县时，在学生中流行霍乱时，学校被迫放假，但刘老留在学校并帮助护理生病的学生，之后学校又进行了多次转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白求恩学校招收军人，1946年刘老报名参军，二次进了太行山。当时，条件相当艰苦，学校的领导和学生不分上下，共同通过封锁线往学校背粮食，有解放军在铁路上保护着，大家一起砍柴、劈柴，烧柴做饭，当时刘老在“白校”也做管理员，但工作是给大家发棉花籽油，用作照明，也做过一、两个月的文化教员。
随着形势发展，1948年，白求恩学校转移到石家庄，由此出深山、入平原，并改名为华北医科大学，1950年又转移到天津，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第一军医大学，时任校长为葛德朝，副校长为程启元，刘老当时做校长办公室秘书，因为文化低，经常和别人生气、发脾气，校长还因此找到刘老谈话，告诉他：秘书是学校的窗口，和别人吵不行，要有涵养，有修养，和别人讲道理。说到此处，刘老更是欣喜地告诉我们，当时学校领导平易近人、与下级情同手足。学校从石家庄转移到天津之后，需要写一份转移情况报告给中央，因为刘老不会写报告，校长亲自手把手教他怎么写，耐心教育培养他。到1954年，考虑到军医大学的发展便转移到长春，与长春第三军医大学合并为第一军医大学，1959年刘老转业，脱了军装， 1963年，刘老调到长春中医学院，做了总务处处长。
“马列之徒，其如斯也！”
1941年，刘老申请入党。正是1942年“五一”大扫荡期间，领导说学校在转移中丢了文件，让刘老回去取，他坚决肯定自己一定会取来，领导也认可了，自此，刘老就认为自己入党了。
在取文件的过程中，刘老不幸被日本宪兵队抓到监狱，与他一起被抓住的一共7个人。在牢里，他每天都把手在水泥地上磨，磨出茧子，装作是农民种地干活磨出来的，以隐藏自己学生的身份。在敌人审问时，让他们每个人认字，刘老一言不发。审问结束，一个认识字的人被留下，其他人被放走了。被留下的那个人第二天就被杀了，刘老说：“日军对有学问的中国人都要杀掉。”
刘老回去后找到学校老师，老师说：“正是敌人大扫荡，哪里还有学校呢！”于是刘老就回家了。回家后，父亲在家中厕所旁边的大粪坑里挖了一个洞，设上通气孔，若敌人来了刘老就藏进去。刘老想到：自己回了家，那自己的党员怎么办。于是就找到找到区委组织部部长，说自己的组织关系丢了，过了一个多月，刘老收到通知，他被编在自己村的党支部里了。“文革”期间，刘老被怀疑为“假党员”，想要给他开除党籍，但刘老坚定的说：“只要对党有利，开除可以。”后来就只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过：守其白，辨其黑，洁如玉，坚似铁，马列之徒，其如斯也！回忆过去，自己坚定信念，相信党，也从不做对不起人的事。”刘老动情地说。
